彭瑞金
本刊前社長曾貴海的《戰後台灣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》發表後，果然像炸彈一樣，引發不少討論，有不少意「箭」指向《文學台灣》。雖然作者的觀點、立場不等同「本刊」的觀點和立場，是常識，但我們仍然認為必要討論的文學問題，敞開胸懷來討論，肯定比放在燜燒鍋裡燜好。有些私下、口頭的意見，這裡一概不表。詩壇前輩林亨泰有一篇回應，來得較晚，本期稿件已發排妥當，下期再行刊出。
李喬為該書寫序時說，那是台灣文學界，早該出現、現在才現身的大反省聲音。問題是，戰後以來的台灣詩，乃至台灣文學爭論不少，但認真反省過嗎？這裡的「反省」，指的是「自我體檢」。在所謂的「後殖民論述」中，不乏用指頭指著殖民統治者，以為一切的過錯都在那萬惡的殖民政權和殖民制度上。不過，若使這樣的說法完全正確，數百年來，台灣的歷任殖民統治者，都相繼自台灣的歷史舞台消失之後，台灣文化、台灣文學的被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學現象，是否即及時解消呢？實際上，台灣的文化和文學都沒有從被殖民的文化、文學牢籠中脫離出來，特別是戰後國民黨政權殖入的「中國文化」、「中國文學」。當台灣政權上的最後一任殖民統治者從政治舞台消失，台灣文學的殖民現象依然存在時，是否就是台灣作家「大反省」的時刻？
我從不否認，台灣文學發展史裡，有狂風，有暴雨，也有寒冷的冬夜，台灣作家有過需要緊緊擁抱在一起，互相取暖共同渡過寒夜的時代；但是面對台灣文學去殖民的重大心靈改造工程時，我們恐怕不能不走出被迫害、壓迫的悲情，讓每一個作家都要具備自體發熱、發光的本事才能帶領台灣文學走出殖民地文學的牢籠。
不論是日治時代，抑或戰後，由台灣人作家、詩人組成的詩社，合力創辦的文學雜誌，都具備「抗殖民」的形式意義，台灣文學的本土精神，因這些文社、刊物的存在，而被延續下來。不過，在表相的殖民政權已隨風而去、殖民文學的陰影，仍然籠罩、覆蓋著大地的畸型年代，「清理」和「批判」是文學必要的「體內環保」。如果我們依然鄉愿，依然停留在靠擁抱取暖的思惟，相信台灣文學永遠走不出殖民文學意識牢籠。
這裡所謂的「清理與批判」，無意指向人的歷史功過的計較，針對的是「事」。其實，從廣大的文學史洪流裡，某個人偶然做了什麼，寫了什麼，說了什麼，文學史怎能斤斤計較？要計較也計較不了；然而，當某件事，某種觀念，譬如「被殖民現象」，像傳染病或瘟疫一樣，覆蓋我們國家民族文學的國土時，如果這個國家社會還不能啟動它的自體防衛功能時，如果這個國家社會的「人」、「詩人」、「作家」還以緬懷他過去曾寫了怎樣的一首好詩、一本好書，渾然不覺於文學環境的險惡，我不能不懷疑作為一個他人永遠的殖民地人民的文學家、詩人，會有怎樣的個人文學或詩的光環？做為看守《文學台灣》這塊文學園地的園丁，我無意在曾貴海的反殖民詩學論述及那些擁抱取暖的言論中選邊站，但我永遠會選擇站在台灣文學去殖民、脫殖民的隊伍裡。
曾貴海的詩論裡，首先提到高、國中國文教材的殖民文學比例問題，正是他發動這一場文學大反省的主要動機。作為一個台灣作家，不懂、不知、不能關心台灣的文學教育，始終未能脫離他國殖民地的文學教育內容，是作家之恥，是文學之悲，是教育之哀。作為當前的台灣文學工作者，令人感到絕望性的悲哀是，所有被殖民國家，都是透過象徵暴力的介面、壓迫之下，被強制接收符合殖民者利益的社會與文化定義；然而，台灣政治上的殖民政權，早已隨風而去，我們竟然像吸食文化鴉片成癮的鴉片鬼一樣，吸食殖民者的文化鴉片，在國為中心，從幼稚園、國中小、高中、大學及研究機構，都扮演了文化與文學複製工廠的角色。」複製符合殖民者利益的文化與文學，厚植殖民者的文化和文學資本。讀到這裡，我們不禁要驚嘆，世界自有人類的歷史以來，還有比帶著「中國文化、文學」殖民台灣的殖民者更上算的殖民嗎？在「殖民台灣的中國政權」早已 音容「苑」在 的時候，台灣人的教育部還自動地、全面繼續複製「中國文化、文學」，厚植其利潤，廣積其資本。
作為一個台灣作家，你怎樣看待這樣的文化、文學現象呢？你可以坐視不管嗎？只要認真檢視台灣文學以「跨語」為成就的現象，就知道台灣文學的去殖民工程，是多麼的沈重，多麼令人失望。五鋛年代，跨越日治和戰後「語言」的作家，可以說是誤上「祖國」迷思賊船的騙局下的受害者，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像勳章一般在文學史裡被表揚，跨越語言和越浪前行是兩回事。作為外來政權殖民統治下的作家，不做抗爭的烈士，至少也不該屈從；保持沈默，也不致失格。真正令台灣人氣短悲哀的是，在有人企圖翻越殖民複製的文化、文學浪頭時，有人不以為然的說那是不夠同志愛的冷酷行為，無視於殖民文學像瘟疫般在台灣人心漫延的禍害，抱著另一座「跨語」的勳章自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