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瑞金

相對於近數月來，國內政治局勢的紛擾，文學界是寧靜得可怕。這麼說，不等於主張文
學也應該加入混亂，而是說，台灣文學徹底被台灣打敗了，台灣文學被﹁台灣人﹂打敗了，
敗得垂頭喪氣，敗得欲辯已無言。

　　 回顧一九二○年代的台灣新文學之興，可以說完全是出自對外來殖民統治政權文化的抵
抗，完全是不肯苟同於統治者的文化，而要積極地建立台灣人自己的文化││具有明確台灣
人自己價值觀的文化建構運動。戰後，臺灣文學不僅再次面臨更強勢、霸道的外來殖民文化
，更嚴重的是一點都沒有心防地﹁承接﹂這樣的殖民文化。不過，戰後的台灣新文學始終保
有一股清醒的反省力量，在抗拒這種外來殖民文化，在捍衛具有台灣人中心價值的文化。儘
管，他們都是抱持犧牲奉獻的精神，冒險犯難，不屈不撓，一棒一棒接力做著有如台灣文化
使徒一樣的工作，也要捍衛著前人開發、傳承下來的中心價值。

　　 近幾個月來，本土政權、阿扁家族的做為，讓很多鬥士們不約而同地感嘆：老了！累了
！什麼都懶得說了！寧靜是因為心灰意懶，是因為失望，是因為挫折。有遠在海外的文友打
電話回來，不是一貫的破口大罵，而是寧靜無語，暗泣至哽咽無聲。國內的朋友聚會時，先
是搖頭苦笑，繼則有人想走︵移民︶，有人要自廢武功︵不再寫東西︶，有人要隱居︵不再
過問世事︶。只是不同程度表達了個人對局勢的挫敗和灰心罷了。

　　 其實，台灣人的挫敗經驗非常豐富，只是這一次令人覺得有些屬於台灣人的內在，徹底
被毀壞了。日本的殖民統治者曾經譏笑台灣人愛錢怕死，可是日本人在講這句話時，是會心
虛的，因為從日軍登陸以降，他所遇到的台灣人是不愛錢、不怕死的，武力抗日的時代，出
錢出力組織義軍抗日的地主、仕紳，義軍的主體農民，都是不惜錢、不怕死的。邁入非武力
抗日的階段，參加﹁新民會﹂、﹁文化協會﹂、﹁農民組合﹂的醫生、律師、知識青年，如
果只為個人的利害、利益著想，也就不可能挺身而出的。賴和說，那是一種﹁覺悟下的犧牲
﹂，也就是為一個民族的未來、理想而做的自我犧牲。﹁覺悟下的犧牲﹂無疑就是台灣文化
運動最重要的精神標竿。

　　 隨著台灣被外來殖民日久，標竿的搖搖欲墜，台灣精神的喪失，是所有心繫台灣前途的
人，最為憂心的事項。相反的，外來政權所欲極力摧毀的，就是這種台灣人內在的力量，用
金錢、財物腐化台灣人心，用權位、利益攏絡幫閒、幫凶份子，消敉台灣人意識，可說無所
不用其極。二○○○年的大選，象徵這種台灣精神、台灣意識不墮，一息尚存的本土政權獲
得執政，我們別無所求，只是心存僥倖於台灣精神標竿，可以不至於一敗塗地而已。
　　 然而，這六年來，讓人深寄厚望的本土政權，展現的是徹底被外來政權殖民化的思惟，
把個人職位、權力視為終極目標的執政性格，已是全黨皆然，台灣意識、台灣精神，以及台
灣人生死存亡所繫的精神標竿，全盤撤退，全線失守，從教育、文化、文學、藝術、經濟，
有形的政治策略到無形的道德觀、價值觀，無不全然﹁殖民化﹂，全面棄守，與殖民統治者
成一丘之貉。

　　 數十年來，我們雖然只是執守文學一角的文學人，但無論是在外來強權的殖民戒嚴統治
之下，還是解嚴之後，不問是外來政權，還是本土政權的天空之下，我們的信仰只有一個，
就是台灣精神的價值。我們認為台灣精神的價值，不僅優先於一切，更是台灣存在之所繫。
這也是本土政權執政後，我們一再呼籲當權者，不可忽略本土化的︵文學︶教育、文化、文
學、藝術。台灣精神不容忽視也不容棄守的原因。這是台灣人千載一逢的機會，也是稍縱即
逝的良機，台灣人不趁著本土執政建立具本土中心價值的文化、教育，不僅本土政權終將不
保，也只有聽憑外來殖民文化、教育繼續肆虐本土了。台灣終將難逃被外來殖民、奴化的鎖
鏈，台灣社會走入因絕望而緘默造成的寧靜，令人感受的是近似死亡的恐怖氣氛。

　　 從台灣近數月來的局勢紛擾裡，我們也終於證實；八十多年前，台灣以醫生、律師等知
識菁英發起的台灣精神建構運動，和八十多年後今天的﹁本土政權﹂，同樣是由律師、醫生
等菁英組成的政權，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內在精神的空乏，他們內心裡空無台灣精神、台灣
意識，一旦接觸殖民強權霸道，只好屈從、投降、被俘虜。現在已經明顯形成意識上的台灣
本土﹁菁英﹂完全被在台灣的﹁中國人﹂俘虜，而這些﹁中國人﹂又全面被真正的中國人俘
虜，雙重的、連環的斯德哥爾摩症候，使得整個國會、媒體言論，公然認賊作父、認匪為親
，整個國家、社會也都默受屈從。

　　 原來台灣本土﹁菁英﹂政權的空心本質，宛如一個沒有任何免疫能力的身體，一座不設
防的城市，一個沒有心防的國家。在這些菁英眼裡，文學、文化都是拿來裝飾用的，文學人
只是一小撮無關選局勝負的選民。我們不敢以先知自許，但我們的確早已預言買空賣空的政
權角逐，如果不做基礎的民族精神建構，只好任由宵小敵人長驅直入。